董国俊

敦煌，蕴藏人类文化基因的殿堂。以敦煌书写为立足点，甘肃文学创作正在中国当代文坛乃至世界文学场域发出“甘肃声音”。

甘肃作家以敦煌为题材的文学创作，是敦煌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。比如，叶舟的《敦煌本纪》在文学敦煌、敦煌精神等方面，标注了一个文学的新坐标，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。冯玉雷的《敦煌·六千大地或者更远》《敦煌遗书》《野马，尘埃》等长篇小说，在历史、叙事、语言、话语等层面表现出丰富的创新性，从而使这类文学作品彰显出一个巨大的审美空间。

【资料图】

这些文学创作不仅延续了敦煌文化，而且使敦煌书写进入了全球化的大环境。近年来，一系列文学及影视作品风靡全球，这些作品充满了神话、传说、奇幻、寓言、童话等要素，具有鲜明的新神话主义、新历史主义、新史诗主义等特色，表征出一种文化寻根、启示未来的美学风格。甘肃作家“以敦煌为方法”的文学创作，与世界文学潮流发生了深刻的共鸣。

文学地理学关注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与文学诸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，试图找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特点。文化地理学研究各种文化现象的分布、空间组合及演化规律，以及有关文化景观、文化起源和传播、文化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等内容。比如，徐兆寿的《鸠摩罗什》出版以后，有学者认为它是“中国西部文化的刻碑之作”，这说明甘肃当代文学中的敦煌书写具有某种地域意识。然而，文学与环境的连续性、整体性、参与性等特质，以及文学与地方的在地性、差异性、异质性等特质，在文学的敦煌书写研究中是需要特别重视的维度。

敦煌文化超越特定的地域文化，具有典型的跨文化特色。跨文化是突破文化边界、改变传统文化、创造新型文化的社会现象。古代敦煌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大都会，不同语言、不同文化、不同信仰的人们，曾在这片土地上生活、交往和协商，孕育了当下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。因此，敦煌在文化上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个地理名词所涵盖的范围。甘肃当代作家有关敦煌书写的优秀作品，超越了贴在甘肃文学身上的一贯“标签”，即西部风情、民间民俗、多民族色彩等特征，从而具有了新世界文学的基本质素。

彼得·弗兰科潘的《丝绸之路：一部全新的世界史》是一部全球畅销书，他于2018年又出版了《新丝绸之路：世界的现在和未来》一书，提出了“条条大路通北京”的观念。丝绸之路书写了一部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，包涵着丝绸之路沿线多样性的民族、历史、文化与艺术，以及东西方文明的交流、互鉴和发展。丝路文化蕴藏着亟待深入发掘、值得全面弘扬的现代精神文明因子，是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的一份可靠的样本。

甘肃当代文学中的敦煌书写与“国际敦煌项目”等能够产生互动，通过对不同的文学作品中敦煌书写的比较研究，揭示其内部张力和发展流变，凸显其天然具有的世界性意义。在国际文学交流生态中，荣新江的《敦煌学十八讲》于2013年在海外英译出版，这为中国学者的敦煌学术研究走向世界提供了重要经验。雪漠的《大漠祭》《猎原》等作品外文版的出版，为推动甘肃文学在海外的译介与接受提供了有益启示。

立足甘肃，向东即可看见黄河文化、长江文化，向西即可看见丝路文化，而其扎根的地方则是不同文明的连结点和交汇点。河水洋洋，北流活活。黄河是文明的摇篮，是生命的源头，黄河与中华民族生成了一种文化上的同构关系。中国的历史就是黄河的故事，这条河与人民密不可分，历代有关黄河的文学作品更是贯通中国文学史的一个重要母题。

黄河文化与丝路文化是一种“间性”关系。挖掘黄河文化和丝路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，甘肃作家的文学创作需要有一种间性意识，其作品应具有不同文化的主体之间及其生成文本之间的对话关系，从而表现出文化的共存互识、作用融合和意义创造等品质。甘肃当代文学中的敦煌书写，也是提升甘肃文化软实力、构建新时代甘肃文化形象不可或缺的坚固基石。而甘肃文学中的敦煌书写不该仅仅指向过去，也该指向当下与未来，在民族根脉、文化间性、国际交流等方面拓展出丰富的审美意蕴和文化价值。

（甘肃日报）